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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份校卓越博士随想基金评选结果发布,作者校设立能够大学生杂文作育基金

民国时期如何办学,羊城晚报

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理工楼

以广州为例,当时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至民国九年,全市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是因为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念得起新式学校。

阎锡山手下混成旅旅长赵茨龙,还曾协助阎锡山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山西省督军、省长阎锡山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的10万大洋,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总比被糟蹋了强。

在当时,如果学校有困难,政府还有财政补贴。当时管这笔补贴叫做“栽培费”。比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它于民国四年开办,当时全校总共3个年级,分成4个班,每班学生40多名(当时标准班级是42名学生),男女生都有。一个学生一年6元的学费,全校加起来1000多元,这点儿钱,连给老师发工资都不够,更别提别的开支了。在民国六年,广东省财政拨给它的栽培费是2172元,折成人民币约16万元。由此可见,在学校经费里面,政府拨的栽培费占大头,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一小部分。

李开周  ●陈炯明为在学生中普及新知识,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私塾授课。  ●阎锡山为了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壹  民国也有义务教育  首先要说明,民国也有义务教育。那时候一般不叫义务教育,叫“强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着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送,不完成义务教育不算完。到了北洋政府完蛋、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几年里,“义务教育”的说法才渐渐取代“强迫教育”。其实义务教育也好,强迫教育也罢,叫法虽然不同,意思都是一样的。  现在义务教育搞的是九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全部修完,义务教育才算完成。民国时要求比现在低:小学一毕业,义务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学,政府不强求。  现代人只要说小学毕业,指的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或者小学五年级毕业,而在民国,你跟人家说你小学毕业,人家会接着问你:“请问您是国民小学毕业呢,还是高等小学毕业?”国民小学又叫“初等小学”,简称“初小”,指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初小还包括四年级);高等小学简称“高小”,指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级)。我们现在习惯把中学分成初中和高中,民国人则习惯把小学分成初小和高小。  高小又叫“完小”,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江苏,政府强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同样在民国,同样是推行义务教育,同样是要求小学毕业,省份不同,义务教育的期限是有区别的,有的省份搞的是三年制义务教育,有的省份搞的是六年制义务教育。  贰  学费不全免  虽说是义务教育,学费没能全免。例如民国六年(1917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2.2元(银元,下同),念高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4.4元,学生如果住校,每年还得加收1.5元的住宿费。再比如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学费。  在民国六年,银元1元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元,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每人每年6元的学费,也就相当于现在四五百元而已,跟现在私立小学的学费相比,实在便宜得惊人。  叁  公办小学的财政补贴  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是民国四年开办的,校址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九曜坊,具体位置在今天西湖路以南、惠福路以北、广东华侨中学以东、教育南路以西,当时是一座大院子,里面全是单层的平房,有教室、教员室、接待室、图书室、体育器械室、浴室、操场、食堂以及男女厕所各一间。全校总共3个年级,分成4个班,每班学生40多名(当时标准班级是42名学生),男女生都有。一个学生一年6元的学费,全校加起来1000多元,折成人民币仅有七八万元,这点儿钱,连给老师发工资都不够(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老师的工资),更别提别的开支了。  学费不够开支,缺口就由政府来补贴,当时管这笔补贴叫做“栽培费”,类似现在国家财政拨给公办小学和公办初中的经费。以第二十四国民小学为例,在民国六年,广东省财政拨给它的栽培费是2172元,折成人民币约16万元。由此可见,在学校经费里面,政府拨的栽培费占大头,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一小部分。  再举个例子。民国十年,广州市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广州第一高小”,全校140名学生,每人每年也是缴6元学费,而广州市财政局按每个学生55元的标准拨付栽培费,总共向这所学校拨了7700元,折合人民币将近60万元。  肆  广州教师能拿多少工资  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按照课时多少和任职年限,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广州市财政大幅度提升教师工资,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或者小半月的工资。  假设一个任教多年的小学教师,属于一级教员,兼任学校会计,那么在民国十年以后,他的月工资会是125元,另有每月15元左右的“勤功俸”,加起来共有140元。在民国十年,银元在广州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60元,月薪140元则相当于现在月薪84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但是我们必须说明,在民国的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里面,一级教员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以民国十年的广州公立第二十国民小学为例,全校17名教师,没有一个是一级教员。  事实上,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级教员,也比普通工人挣得多。民国十九年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调查所主持过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薪水大调查,在广州市区调查了199户工人家庭,平均每家有两个半人参加工作,全家人的月收入只有25元。而我们前面说过,民国十年调薪以后,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能领到30元薪水,一个小学教师比一家工人挣的还要多。  纵观整个民国,除了抗战胜利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薪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那几年,教师的工资相对其他行业来讲都是比较高的。教师的工资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重视教育。  民国政府如何重视教育,相关文章已有不少,这里毋庸赘述,我想谈谈民国军阀是如何重视教育的。  伍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先说粤系军阀陈炯明。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市政府本来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止民国九年,全市已有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而不是新式学校。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更加念得起新式学校。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四书五经里没有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柒  张作霖要求每个县总经费的40%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民国前期其他省份,像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住宿不用交钱,吃饭也不用交钱,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以及去澳门豪赌要强得多。当时河南督军名叫赵倜,曾经做袁世凯的部下,后来跟张作霖关系也挺密切,他在河南派兵贩毒,获利巨大,自己也沉迷于吸食鸦片,把全省教育交给时任省长的张凤台来办,自己不管不问,离张作霖可就差远了。  陆  阎锡山派兵办“强迫教育”  陈炯明在广东推广义务教育,其手段还是比较温和的,属于渐进式或者改良式的教育改革,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则真正有了“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在民国元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据说到了民国十一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从统计数据上看,效果非常显著。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山西的民风,比广东更守旧,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是不感冒的。  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必然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老人家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老百姓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就会变得阻力重重。还好阎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政府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前面说过的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就曾经在太原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跟“文革”时期的军代表驻校和贫下中农指挥教师有一比。  阎锡山这个人,在民国军阀当中算是比较有文化有思想的,他这样搞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这个省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那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很通俗地表明他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捌  齐燮元自办希望小学  民国十年前后,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一辈子专干坏事儿的人,一不小心也会干件好事儿出来。齐燮元干过的好事儿,主要就是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说是贫儿院,其实跟现在的希望小学没有区别,也是专收那些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入学。在民国十年,齐燮元为这所贫儿院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也经常做些玩具、苏绣、食品袋,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齐燮元还在江苏督军府办过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专收智力发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学费全免,他和他的妻子亲自去教。齐燮元在宋明儒学上造诣很深,是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他说:“王阳明小时候很笨,13岁才会说话,最后还是成了一代宗师,我不信这些孩子里面就出不了一个王阳明。”他的座右铭是:“惟求知之机会平等,则天下可平等。”  王阳明注重“知行合一”,齐燮元认为很有道理,他教学生语文、数学,不用备课,唯独教品德课时,需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一句一句标上记号,凡是自己觉得很难做到的道德标准,他只问学生那些道德对与不对,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他说:“阳明师首重实行,倘若我自己也做不来,就不教。”单从教学上看,这绝对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民国时期,广东的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关系。

虽说是义务教育,学费没能全免。例如民国六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2.2元,念高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4.4元,学生如果住校,每年还得加收1.5元的住宿费。再比如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学费。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陈炯明任广州军政府副都督时创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学读书,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人创办了“希望小学”。

1 学费不全免 政府发“栽培费”

民国时,义务教育的年限要求比现在低:小学一毕业,义务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学,政府不强求。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办得不错。

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中,阎锡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在统治山西的三十余年里,他推行了多项措施,其中,对教育尤为关注。

“东北王”张作霖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张作霖到学校从来不穿军装,多是这身打扮

最初,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颇有几分“强迫”的味道。

1920年底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内,学生们在做集体操

现在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全部修完,义务教育才算完成。其实,民国也有义务教育。不过,最初不叫义务教育,叫“强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着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几年里,“义务教育”的说法才渐渐取代“强迫教育”。

又到了开学季,大大小小的校园里,再次响起琅琅读书声。

阎锡山以强硬的方式这样推行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阎锡山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国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山西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哪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

民国时期,因为国力薄弱,出现了多个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这些军阀主观上为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比较重视教育,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私塾里的学生讲四书五经之外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各种思潮不断涌入,其中就有现代教育理念。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才是促使国人走向强盛的良药。因此,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新式的学堂,政府还“强迫”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民国时期,小学由“初小”和“高小”组成。国民小学又叫“初等小学”,简称“初小”,指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初小还包括四年级);高等小学简称“高小”,指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级)。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民国时期,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但他也曾留下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功绩: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
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其他省份如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在最开始,山西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并不感冒。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里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与之相应的,广东省教师的工资也得以提升。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教师工资得以大幅度提升,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4 东北四成经费用于办学

2 山西推行“强迫教育”

所以,一开始老百姓都很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也是阻力重重。好在阎锡山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他们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3 广东普及新式教育和社会教育

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民国元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到了民国十一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

教育是富国强民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国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是质量良莠不齐。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阎锡山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当时,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专收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民国十年,齐燮元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另外,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也经常做些玩具、苏绣、食品袋,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江苏,政府强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封建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又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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